作为科学家兼作者的Michael Nielsen在他2011年的TED演讲中说，开放科学（open science）就是在任何研究领域的发现过程中都时时分享有效的知识。有观察称2016-17年是开放科学十分重要的一年，预印本（preprints）为主力军。同时Elsevier并购了社会科学研究网（SSRN）和bepress以及它针对机构的知识库服务（institutional repository）Digital Common。SSRN一直以来致力于提供人文法律方面的预印本和开放性学术资料库；而bepress始创于伯克利大学，作为伯克利电子出版社，它运用创新的方式来推进同行评审、促进学术交流，而后Digital Common被很多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所信任，用于储存收集各种学术资料。同样Nature Springer与DigitalScience也在向为机构提供数据方案的方向发展，加强了对preprints的支持。

　　除了商业出版社以外，值得关注是非盈利性机构开放科学中心（Centre for Open Science – COS）也在建设它的预印本服务平台。2017年八月COS又扩大了它在学术界的服务范围，增加了六项服务，包括链接不同学科的知识库。

　　那么，非盈利性的开放科学服务是否将逐渐代替商业出版社的主导地位呢？

　　COS作为非盈利性组织，其董事会由热心推广开放科学的科学团体的科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COS每年最大的资金捐赠者则是由对一位冲基金经理及其妻子成立的Laura and Arnold Foundation。

　　Elsevier和COS都致力于为研究者在整个研究周期中提供一个完整的服务体验（从preprints到各类发表的信息管理）。虽然COS现有的文档储蓄量远不及已被广泛运用的知识库（比如Elsevier拥有的平台）但COS表明其主旨在于建立一个以人为主导的开放科学环境，通过使用它提供的平台，促使研究者发觉自己在研究周期中对信息整合分享的需求，因此COS没有发展自己的出版业务，而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平台让科研者也搜索到这些大型出版社存储的资源。

　　为了达成这个构想，COS开发了Open Science Framework（OSF），提供给研究者更方便信息管理、连接科研项目各个阶段的平台。OSF想必将影响科研人员对开放科学的观点以及preprints的发展。预印本的广泛运用除了在物理领域以外也逐渐被生物学领域所接受，有调查总结说影响preprints应用的重要因素包括：

　　科研文化– 越多同事发行预印本会带动身边的科研者

　　政策影响– 一些科研资助机构赞成作者参考预印本鼓励了科研者发行预印本

　　供以发行预印本的服务平台

　　学术期刊的态度– 有期刊主动查找有价值的预印本邀请作者发论文也会鼓励科研者

　　OSF以改变科研文化为目标改进着服务平台，开始运行仅一年的时间，至2017年8月已经有14个preprints知识库与之连接合作，包括了各个学科领域– AgriXiv（农业）、engrXiv（工程）、LawArXiv（法律）、PsyArXiv（心理学）等等，还有专门服务毕业论文和作业的Thesis Common。OSF也有自己的preprints库，不限学科。除此之外，由COS和Association of ResearchLibraries（ARL）一同开发的SHARE平台还能为研究者找到更多其它资料库上大量的索引目录。有学者认为这不仅使得行业内交流更加容易、增加了科研的透明度和开放性，也鼓励研究人员更加关注科研质量而非发论文的多少。

　　简言之，COS并未想要取代传统出版社的作用，而是想长期与之共同发展，为开放科学提供长期战略性的发展模式与技术平台。

　　与出版商主导的“金色”OA并存的，是由学术机构、图书馆以及学者主导的“绿色”OA——科研人员依然在传统（付费内容）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但是将经过同行评议的终稿上传于各种机构知识库，供读者免费阅读。

　　“绿色”OA的初衷，是在不改变现行学术期刊订阅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学者自存储实现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同时，依然保持出版商为读者服务的商业模式，避免出版商为赚OA出版费而降低质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已公布OA政策的国家中，48个选择了通过机构知识库——也就是“绿色”路径——来实现开放获取；14个介于二者之间；只有英国明确选择了“金色”路径，但英国政府也作了政策修订。这种压倒性的政策支持，极大促进了机构知识库在西方的发展。

　　根据OpenDOAR的数据，全球机构库的数量从2006年的300多家，猛增到目前超过2 700家——这仅是具有质量保障的正规机构库的数量。机构知识库的内容资源不仅包括OA学术论文，还有研究数据、教学资料、会议演讲、多媒体素材等。很多机构库的职能已超越资源平台，逐步发展为网络开放出版平台；很多大学甚至把机构库作为推广大学品牌、进行高等教育市场营销的工具。

　　近几年，西方机构知识库发展重点已从扩大资源规模转向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使用效率。一直以来，各大学科研机构的知识库各自为战，造成“绿色”OA资源分布分散，多数呈信息孤岛状态。另一方面，由于资金投入和技术实力局限，机构知识库缺乏类似商业数据库的信息服务，这不但给读者造成不便，也降低了学者上传分享文献的效率。

　　欧美机构库正在从多方入手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增强不同机构库之间基于API的互操作，加强与机构内研究教学管理系统（RMS 和LMS）的整合，实现与文献及学者信息识别系统（比如ORCID和 DOI）的信息共享，利用数据文本挖掘等技术提升检索效率，以及构建知识社群，等等。

　　美国OA体系有两大主导势力：以出版商联盟为基础的CHORUS和美国科研图书馆协会领导的SHARE。2014年SHARE的年度发展计划中，提出了“机构知识库生态”的概念，并推出了一个具体实施项目——主要内容包括OA资源注册、OA资源发现和内容整合3大部分。该项目试图实现对机构库OA资源网络传播的系统追踪，以提升用户搜索学术资源的效率，提升机构库OA内容的可见度，并计量其影响力。与此同时，通过深度内容整合和机构库互操作，增强信息服务能力。

　　另一个OA资源整合的例子则从“小”方面入手，通过提升学者个人的开放资源使用效率，来促进OA发展——它是一群大学生在2013年底创立的“开放获取按钮（Open Access Button）”。读者如果发现一篇感兴趣的付费论文，可以通过“开放获取按钮”，在谷歌学者、OA期刊平台、机构库和各种社交媒体中搜索该论文可能存在的OA版本。在2014年国际开放获取周期间，“开放获取按钮”推出了升级版，并借机向全世界推广。其独创性的用户界面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获得广泛好评，成为备受关注的OA新兴力量。

　　出版巨头培生曾放出豪言“出版商就是教育者（publisher as educator）”。今天，开放机构知识库的迅猛发展让教育科研机构有机会成为“开放出版商”。

　　这一发展趋势，一方面将给学术出版产业带来巨大创新空间和活力，也将强烈冲击传统学术出版生态，甚至可能边缘化商业出版在学术传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机构知识库与出版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合作共赢空间。二者是竞合关系，而且合作实践正在升级：比如，一些出版商允许作者在OA时滞期后，将论文的正式版本（record version）存储于机构库——以往作者只能在机构库发布未经编辑加工的终稿（accepted manuscript）；很多机构库也开始设立出版商数据库链接，将处于OA时滞期、暂时无法免费阅读的论文链入付费页面。

　　（本博文节选自本人发表于 《科技与出版》的文章《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2014年欧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原文过长，特分为三篇博客，此为第二篇。欢迎交流指正！）

　　导读  但在这些表现之外，一些开放科学倡导者仍然对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进展感到失望。他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严格的出版监管和信息控制政策，这其中包括互联网防火墙——它的存在使得研究人员无法使用一些社交网络平台与国际同行和公众分享信息。

　　原标题：Keeping a Lid on Open Science

　　转载自Nature自然科研（ID：macmillan-nature）

　　在中国，为推动和实践开放科学所做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仍有进步空间。

　　多年来，中国科学家一直表现出了接纳开放科学的意愿。1992年和2006年，中国两次举办了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一个有关开放科学的大型国际论坛）大会。中国最大的学术机构中国科学院（CAS），以及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都是2003年《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开放获取”的柏林宣言》早期签署者。《柏林宣言》签署者同意，科研成果应该免费向所有人在线提供。

　　但在这些表现之外，一些开放科学倡导者仍然对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的进展感到失望。他们认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严格的出版监管和信息控制政策，这其中包括互联网防火墙——它的存在使得研究人员无法使用一些社交网络平台与国际同行和公众分享信息。

　　还有人指出，中国科技部（MOST）和教育部等关键政府部门重视不够和政策不力也是原因之一。科研政策研究者、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前副所长武夷山表示，虽然中国推出了许多旨在促进开放科学发展的举措，但“开放科学政策的进展仍不尽如人意，要推动其发展，我们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领导。”

　　“开放科学”的定义较为宽泛，它包括开放获取（OA）出版、预印本数据库，以及建立可免费获取的机构数据库，供研究者储存科研数据与他人分享等做法。通过引用次数之外的指标（比如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水平）来衡量科研成果的影响也成为了开放科学运动的一部分。

　　严格的出版控制

　　2005年前后以来，中国的开放获取出版发展迅速。虽然没有关于开放获取论文总数的全国统计数据，但在一篇发表于2014年的论文中，开放获取出版的积极倡导者、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前馆长张晓林发现，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期刊中，有180种已经实行了开放获取，占中科院出版期刊总数的一半。

　　另外，自2013年末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CAST）下属的各类国家科技学会出版了364种开放获取期刊，占其出版期刊总数的35%。一些中国开放获取出版商，比如主营临床期刊的百世登出版集团在商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2008年，百世登旗下只有两种期刊，去年，该集团已经家出版了43种临床医学、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开放获取同行评议期刊。

Katie Edwards/Alamy

　　但政府对出版商的严格控制为中国的开放获取出版市场带来了一些问题。举例来说，只有在线版本的开放获取期刊的一个优势是节省了出版商的印刷成本。但在中国， 期刊和杂志都需要出版许可证才能出版，而政府要求大多数期刊的所有内容都必须提供印刷版。武夷山说，因此，开放获取期刊往往会产生更高的生产成本，因为它们通常要提供免费的在线版本，同时还要承担印刷成本。

　　自然基金委下属的《中国科学基金》期刊总编任胜利说，根据一些开放获取期刊的版权规定，他人无法复制文章内容，这也阻碍了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海外的开放获取期刊往往使用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等许可协议授权，允许在适当署名的条件下分享和复制内容。

　　中国国内的开放获取出版行业或许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中国科学家已经成为了全球开放获取期刊的重要投稿者。

　　去年，中国科学家在Web of Science索引的开放获取期刊中发表了41,848篇论文，而2000年为377篇。

　　影响力最高

　　尽管如此，有证据表明，这些增加的开放获取论文可能并没有带来高质量论文数量的增长。复旦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宇芳在一项研究中发现，虽然复旦大学的科学家在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逐年增加，但这些论文并没有为复旦科学家的人均引用数增长做出贡献。她发现，这一结果对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也是成立的。

Fudan University

　　王宇芳说，如果中国科学家感到自己创作出了一篇顶级的论文，他们更有可能投稿到高影响因子的顶级期刊，而这些期刊绝大多数都不是开放获取的，也不向作者收费。

　　她说：“获得引用最重要的标准是论文质量。拥有高质量研究的科学家往往不愿意把成果发表在OA期刊上。”

　　王宇芳表示，虽然图书馆员经常推广和支持开放获取出版，但这种出版方式仍需大学花费大量资金，因为科学家需要支付文章处理费才能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她表示：“复旦大学科学家支付给OA期刊的文章处理费超过了图书馆的期刊订阅费。”

　　另一件让王宇芳感到不满的事情是，一些开放获取期刊被收录在了Science Direct或Wiley等数据库中，学校必须付费购买这些数据库，但要在这些期刊上发表文章，科学家仍需支付文章处理费。

　　机构知识库

　　对于开放科学的支持者来说，人们近来对免费机构知识库的热情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对此，在预算少于北大、清华、复旦和中科院等顶尖院校和机构工作的研究者尤为支持。“这或许能帮助我们获取更多之前看不到的文献，”上海大学的高能物理学副教授陆杰表示。

　　2014年，中科院和国家自然基金委宣布，受其资助的研究者应在论文发表后12个月内将其上传到可公开获取的在线知识库。但在两年后的今天，许多大学仍然没有设立知识库，在设有知识库的机构，也有许多科学家忘了上传论文。开放存取知识库名录（OpenDOAR）只收录了22家拥有知识库的中国机构。

　　“这些知识库的影响力有限，因为缺乏中国大学参与，而大学是中国大多数科技出版物的发表机构，”任胜利说。或是因为繁琐的文书工作，或是因为担心与期刊出版商发生版权争议，即使在中科院，许多科学家也不愿将论文上传到机构知识库中。虽然中科院和自然基金委制定了上传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能确保政策实行的惩罚性措施，”武夷山说。

　　中国科技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已经规定，只有存档在内部知识库的论文才能被用于研究者的考评和晋升。“只要有在机构层面推动开放获取措施的强有力的领导层，（其它机构）就可以效仿此类有效政策。”

　　然而，他表示，要让开放科学在中国更为普及，政府中的科学领导人必须更加重视这些问题。

　　国家科学图书馆2016年上线的预印本数据库ChinaXiv是旨在推动中国开放科学发展的另一项举措。ChinaXiv与arXiv.org类似，后者是物理学家的常用工具，但向所有领域的研究者开放。

　　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在ChinaXiv上线时强调了它对中国的重要性。他表示，ChinaXiv为学术交流创造了一个公开透明的环境，将科学发现放在了发表之前，并加快了发表流程。

　　但在接受自然指数询问时，一些经常查看arXiv.org新文章的中国物理学家表示并不知道这个新数据库的存在。“arXiv.org既提供了同行最新科研进展，也具有必要的可信度。我觉得我个人不会因为一个平台的所属国家，就急于去尝试它，”浙江大学物理学教授武慧春表示。

　　在中国，发展开放科学的障碍并非完全来自科学界。对希望分享自己研究成果的科学家来说，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是一个巨大的阻碍。举例来说，通过Altmetric等平台来统计论文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次数和在社交媒体上的反响是衡量学术作品影响力的一种新兴方式。但这就需要访问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等被封锁的站点。

　　Wiley的编辑李研表示，虽然Altmetric平台的所有者Digital Science已经将微博加入了其算法中，但只有少数中国科学家是微博活跃用户。他说：“Altmetric是一个在影响因子之外追踪学术论文影响力的有力工具，它有助于促进中国开放科学的发展。”

　　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许多人使用微信来阅读和分享论文链接，尽管微信目前并没有被纳入到Altmetric的信息源。但即使有了这种变通方案，要完全拥抱开放科学，中国科学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蝌蚪士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I3MjQyMzQ0NA==&mid=2247494484&idx=7&sn=aac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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