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核心期刊”政策推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王善平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上海 200062）

摘要： 由于多年推行“SCI核心期刊”政策，我国科技论文的SCI收录数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事实表明，我国的科技水平还落后一些发达国家甚多。本文试图深入探讨作为“SCI核心期刊”政策基础的文献计量学概念“核心期刊”、“被引频次”、“影响因子”等的真正含义；依据一些事实来分析“SCI核心期刊”政策的合理性；并通过研究科学活动和科学发展的若干特点和规律来阐述科技期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1引 言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美国SCI源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被我国许多专家、决策者和管理者认定是考核科研人员和机构的学术水平，以及衡量整个国家科技实力的普适标尺。受此观点支配，形成了我国的“SCI核心期刊”政策：科研人员要想获得经费和晋级就必须想方设法不断地发表SCI论文。

于是，在该政策的导向下，我国的SCI论文数量从1985年的约3700篇^[1]，排名数十位开外，直升到2008年的11万余篇 * ，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现在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是否因此已成为世界第二科技大国？恐怕就连最坚定的“唯SCI论”者也不会给出肯定的回答。

科学技术就是最大的生产力，是一个国家创新力的重要支撑；而根据由美国思科公司赞助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国家最新排名》调查报告^[2]，2004-2008年期间中国的创新指数排名仅第54位（预计2009-2013年期间可升至第46位），日本排名第一。20多年来，我国只有两位科学家获得过的国际科学大奖，那就是培育了超级杂交水稻的袁隆平于2004年获以色列沃尔夫农业奖，以及开创几何定理机械化证明的吴文俊于2006年获香港邵逸夫数学奖；他们两人的获奖工作都完成于20世纪70年代，并且都发表在国内刊物上。再以数学为例，据SCI供应商THOMSON REUTERS公司支持的科学统计网站SCIENCE WATCH提供的数据^[3]，1998-2008年期间中国SCI数学论文发表数量高居世界第3，被引用频次居世界第4。从数据上看，中国已俨然成为数学强国。但内地数学家迄今从未获得过代表数学家最高成就的菲尔兹奖章。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举行，籍东道主便利的中国仍未能赢得一枚菲尔兹奖章。著名华人数学家丘成桐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数学和世界一流的水平还差得很远。”^[4]

事实表明，我国的科技水平还落后一些发达国家甚多，有的领域差距甚至加大，有特色的学科在没落，科研人员趋于平庸。

面对数据和现实之间的如此反差，有关专家的解释却是：因为我国科研人员把论文大量投给了SCI低档期刊，而没有投给那些高档期刊——即所谓“顶级期刊”，或可叫做“核心期刊中的核心期刊”。于是，SCI期刊被进一步分级，“顶级期刊”属于一类区：只有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才可获得重奖。值得注意的是，SCI中数量很少的中国期刊，全部被归在最低级的四类区。

这样，在经过修正的“SCI核心期刊”政策的影响下，国内媒体最近形成了报道科技成果的一种标准化模式：“某某教授获得重要研究成果……该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刊物/权威杂志××××上。”

科技期刊本应是科学家手中的武器。科学史上，不乏科学家们利用所掌握的刊物发展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学派，最后在科学英雄榜上争得一席之地的事例。然而，“SCI核心期刊”政策却要限制中国科学家选择科技期刊的自由，强令他们投稿非母语的异国刊物，让国外那些“核心期刊”的主编来决定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不仅要额外付出那么多的精力、物力和时间上的代价，还被束缚了手脚和思想，中国科学家被迫与西方同行开展如此不公平的竞争，能有多少胜算？一个在本国的科学事业中歧视自己的语言和出版物的国家，最后竟会成为科技强国，在科学史上绝无这样的先例——只有反例。

“SCI核心期刊”政策基于这样的假定：根据科学家使用科技期刊的统计数据而提取出来的那些概念，如“核心期刊”、“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等等，可以用来准确地判断研究论文的学术价值，这种判断不会受语种、国别、文化差异和个人偏见的影响。正是出于这一假定，科技期刊被分为三六九等，原本专为美国科学家所使用的SCI期刊也被当作衡量科技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普适标尺。

本文试图依据一些事实来探讨以上的假定和做法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并通过研究科学活动和科学发展的若干特点和规律来阐述科技期刊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2 核心期刊、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被误解的概念

2.1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本应有不同的核心期刊体系

众所周知，核心期刊的概念源自英国文献学家布拉德福德（Samuel C. Bradford, 1878-1948）在1934年发现的文献离散规律^[4]，该规律可以通俗地表为“二八定律”：即某学科领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文章通常集中出现在该学科的百分之二十期刊内。这百分之二十的期刊被称为“核心期刊”。其意义在于，图书馆只要采购了这些期刊就能基本满足读者的文献需求了。人们后来发现，“二八定律”其实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普遍性规律。我们下面还将提到它。

美国人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则在1960年代早期，提出了利用影响因子来确定“核心期刊”的方法。在此基础上，他创建了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一种期刊在某一年的影响因子被定义为，当年SCI源期刊对于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引用次数与论文篇数之比^[6]；有关学科领域中影响因子相对较高的期刊就被当作“核心期刊”，被补充到SCI源期刊中。于是就有了“SCI核心期刊”的说法。

如E. Archambault等所指出^[7]，SCI核心期刊的选择从一开始就明确为美国科学图书馆服务，并非是为了评选公认的最好的国际刊物；所以其选择的初始源文献全部是美国的英文期刊。虽然以后的SCI供应商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而补充了一部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刊物，但是其满足美国科学家的文献需求以英文期刊为主的特点一直没有改变。他们<